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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丽话语行为效能模式初探
  发布时间:2015-03-18 09:17:55 打印 字号: | |
  摘要:语言是行为的表达符号,话语运作行为大于语言符号,因而话语行为的效能研究是从话语的建构意图、建构过程与行为效能入手,基于大量日常话语分析,通过话语行为效能过程分析法,归纳得出话语行为效能的运作机制。为了实现语旨,话语主体借助语用策略,借调配语境、语情等非语言要素和语义句模、情态范畴等语言要素,共同形成话语表达,从而产生语言效果、实现交际意图、满足功能需求。在本文中,我将以现在人们普遍知晓但为学界理论所忽略的先进法官人物——黄志丽的为蓝本,尝试剖析这位法官的话语运作模式,并且通过分析该模式在中国的持续意义,深入论证其何以能够成就自我并且具有生命力。

关键词:话语行为效能 模式 持续

一、话语与话语行为效能

话语,根据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研究,可以看作是语言与言语结合而成的更丰富和复杂的具体社会形态,是指与社会权力关系相互缠绕的具体言语方式。话语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即一定的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通过文本而展开的沟通活动,包括说话人、受话人、文本、沟通、语境等要素。

“话语行为效能”是指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借助话语所产生的行为效力与作用,旨在强调这一概念的行为性和效能性。话语行为效能研究主要立足于人类使用语言的立场,通过对话语行为发生、过程和效能的综合考察,在理论方面建构话语行为效能范畴系统,为话语行为效能研究提供分析工具,即:功能需求的驱使——产生话语行为动机——语旨;在方法方面创建话语行为过程分析法,探寻话语行为效能的运作机制。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叙述重点在于材料之上的理论分析。本文使用的语料大多来源于报刊、杂志、网络等媒体的文字叙述。对于分析黄志丽经验这样的个案而言,亲历性的访谈调查或周边情形考察本来是必要的。然而,在相关的媒体文字叙述中,已经表现出了观察丰富的询问角度与物本身信息透露,这些信息资料可以和经验世界形成较为稳固的对应关系。因此,我认为依据这些信息资料进行分析是可行的。

二、黄志丽法官话语行为效能运作模式

1、第一种模式:由“充分说理”到“以诚相待”

案例之一:阿婆有8位子女(五位儿子,三位女儿),皆有稳定的收入,最差的一位是工人,月工资也有1800元左右。自从教师丈夫去世后,为了减轻子女的负担,阿婆以捡破烂为生,再加上丈夫留下来的每月200多元的补贴和八位子女的赡养费(五位儿子每人每月15元,三位女儿每人每月12元),平日里还可勉强维持生计。可是一生病就显得囊中羞涩,阿婆不得不将子女告上法庭。经法官调解后,8位子女答应给阿婆增加赡养费(五位儿子每人每月30元,三位女儿每人每月25元)。可他们年底才叫子女把赡养费送给阿婆,平常对阿婆不闻不问。众病缠身的阿婆还是无以为继,只好再次将8位子女告上法庭。黄志丽了解案情后,走访了9位当事人,对症下药,对8位子女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先从法律层面上说服他们承担起赡养责任,但是8位子女显得无动于衷,5位儿子更是木讷;后从道德上谴责他们对阿婆不管不顾的行为,最后,黄志丽抛开此话题,将自己伺候母亲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告诉给他们。她讲着讲着,落泪了,旁边的孩子哭了,八位子女也被感动了。黄志丽调解了三个多月,跑了十几趟,8位子女才答应轮流照顾阿婆。阿婆赡养的事情终于尘埃落定了。

以上述案例为分析对象,就司法话语运作的过程而言,作为司法者的黄志丽和作为被司法者的当事人之间的“充分说理”的对话关系,这一过程既是一个黄志丽的话语不断征服被告的过程,又是一个黄志丽的话语不断遭遇被告抵抗的过程。这意味着,黄志丽司法中的话语行为,既有可能不断使对方观点得到改变,从而说服对方;也有可能不断地“解放”对方的思考,当然另有可能对对方的思考没有任何功效,从而遭遇抵抗。当遭遇抵抗的时候,黄志丽如果想要对方接受自己的司法结论也就必须要去依赖“充分说理”之外的另种手段——“以诚相待”(或说“耐心”)。在上面提到的具体事例中,“在上面提到的具体事例中,“以诚相待”是以“调解了三个多月,跑了十几趟”作为符号表达的。这种“以诚相待”,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黄志丽已经优先具有了以“威权法官”作为社会角色展示的特定地位,即“从法律层面上说服他们承担起赡养责任”。因此,在这里“以诚相待”—— “抛开此话题,将自己伺候母亲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告诉给他们”。也就展现了具有特殊后续支撑功能的意义。没有作为另种手段的“以诚相待”,黄志丽针对当事人的“充分说理”也就可能无法实现说服意图。

2、第二种模式:由“以诚相待” 到“充分说理”

案例之二:一起因工地打桩导致周边房屋损害的赔偿纠纷,因当事双方无法达成赔偿协议,持续了近一年半未能解决。去年5月13日,受损村民围堵工地,阻止施工建设。接到协助调解的请求后,黄志丽赶赴工地,竭力安抚情绪激动的村民,郑重承诺会给他们一个公正的“说法”。在她的努力劝解下,村民代表协助劝退了围堵的群众,同意派代表到法官工作室与她说明情况。查清事实,才能公正“断案”。第二日,黄志丽先后走访了村民和开发商,反复核实房屋受损情况, 并特地请教了建筑专家,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调解当日,黄志丽早早来到法官工作室,烧好茶水等待村民代表的到来。调解中,几个村民代表轮流述说,言词激烈,黄志丽始终认真倾听,神情专注,没有打断他们的陈述。黄志丽的真诚和耐心,赢得了村民代表的初步信任。随后,黄志丽详细地向他们释法说理,打消他们强行阻止施工的念头,引导他们合理提出赔偿要求。在与开发商的协商中,黄志丽同样耐心地倾听开发商的想法,在释法析理的同时引导开发商与村民换位思考,并打消了开发商认为村民会无休止纠缠的顾虑。第五天,在黄志丽的主持下,当事双方商定了赔偿金额,这起久而未决的纠纷终于得以平息。

从第二个案例来看,司法解说也有可能是以“以诚相待”开始的。虽然黄志丽的特定威权地位使其具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力征服的优势,但是,“以诚相待”依然可能是在两个方向发展的。其一,司法权威很快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当事人的对方很快接受了黄志丽的司法结论。其二,对方也许基于一定法律话语的知识结构,认为“仅有诚挚”是不能令人完全满意的。正如本案,在第二种情况中,对方和黄志丽的对话关系,也就自然而然地依赖法言法语的“充分说理”的叙述来不断地加以维持。黄志丽“赶赴工地,竭力安抚”以及 “始终认真倾听,神情专注,没有打断他们的陈述”等作为表现的“以诚相待”, 如果黄志丽没有充分释法析理,同时引导开发商与村民换位思考,那么“以诚相待”同样也可能不能取得交际意图的。

三、黄志丽式话语行为效能运作模式的价值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类似本文所述的“黄志丽式话语行为效能运作模式”,并且,这种现象还具有普遍性。许多法官在日常的案件审理中,例如离婚纠纷、合同纠纷、债务纠纷,甚至侵权纠纷……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交替运用上述两种方式。而为什么说黄志丽的经验标志着一个方向,展示着一个模型范例呢?其代表性体现在,第一,体现在黄志丽本人在主体情感上更为真挚地融合了两种方式;第二,体现在人们可以通过容易被忽略的“事物丰富过程”,来去浓缩化地想象“辨法析理、胜败皆服”。当然,第三,最为关键的是,在于黄志丽与其他法官相比,在主体意识上可能更为自觉地将两种方式的交替运用作为了长期职业活动的基本内容,作为一种模型实践。

首先,从学术价值的角度来说,黄志丽的话语行为效能运作模式有力阐释了“马锡五”、“人民司法”等“亲民审判”的观念,甚至“包公”、“海瑞”等“‘父母官’的为民审判”的观念之所以不断传承的内在原因。当中国“群众”进入司法的时候,他们已经发觉其他公共权力“解决问题”的机制以及资源是有限的,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从而容易,有时势必,希望在司法中“不断扩张”地获得所有问题的解决。就这点来看,中国的基层环境,决定了中国“群众”不大可能,并且也无意愿,被动地等待司法者来宣布司法方法适用的正统所谓的“本身边界”,其时常将司法视为了审判意义的“社会协助”。

其次,黄志丽的话语行为效能运作模式的关键,在于一点一滴的“简单平常”,从而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逐步吸引他者。因为,其中的显著要素——“耐心”(“以诚相待”)是以“朴实、平易”的日常活动方式作为结构支撑的。没有这种活动方式,“耐心”极为可能是“孤独”的,因而极为可能是“过于理想化”。当人们熟悉的日常活动方式是“案例”中的特殊结构要素的时候,“耐心”也就具有了“更为普遍接受”的现实可能性。因此,黄志丽式话语行为效能运作模式根植于日常生活,具有持续性。

最后,更为具有实践意义是,黄志丽的话语行为效能运作模式和中国基层法官群体之间呈现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前者是在后者中孕育、生发的,后者也可以在前者中可以发现“自我形象”的典型映照。于是,这一切意味着中国基层法官群体的话语行为效能运作模式和黄志丽是“近距离”的,而在“近距离”中,我们也就可以看到并且激发中国基层法官群体关于这一模型进行制度创新的潜在能力,进而,在新的层面上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制度创新的另外一种机制:在群体可以轻松模仿的基础上,调节周边制度变量因素,以实现个体典型的普遍化。

结语:黄志丽以其实践不仅赢得了被司法者的赞誉敬佩,而且赢得了司法者同行的赞赏尊重的模型,在“规范”层面上可以引领我们更为敏锐地触摸中国语境中“司法公正”的社会脉搏。与此相连,在黄志丽的话语行为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因为蕴涵着人格素质普遍性,蕴涵着活动结构的“易仿”性,而且在中国基层广袤的城市农村具有普遍的适应能力,所以,针对民众期待的司法公正,中国法官群体尤其是基层法官群体的行动自觉,也就无需付出过多的精神成本和行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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