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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一则黄志丽法官经办的案件有感
  发布时间:2015-03-18 09:19:25 打印 字号: | |
  以下是黄志丽法官曾处理过的一个案件:

有一家外资企业,曾经是创汇纳税大户,因经营不善,产品滞销,工厂停产,发不出工资,被工人告到法院。如果就案办案,工资还能解决,但工厂可能倒闭。黄志丽法官请来该公司的老板张总商谈,认为企业还没到穷途末路,有可能起死回生。于是,一方面联系张总的父亲,说服他垫付了工资;另一方面劝导工人留下,与企业共度难关。还积极与外经部门多方协调,通过广交会打开产品销路。张总改进管理,工人齐心协力,工厂重新焕发生机。

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处理方式。虽然在这个案件中,我们没有看见复杂的法律问题,没有看到教科书上那些经典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但不能否认的是,凭借黄志丽法官的智慧,案件得到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双赢的结果。这个智慧闪耀在黄志丽法官身上,但相信这也是广大基层法官所共同掌握的智慧。或用苏力先生的话说,这是“基层法官司法知识”。在处理中国基层法律问题的时候,这一智慧具有独特而又神奇的效果。

一、基层法官司法知识产生的社会环境

世界上主要存在两个法系,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应的,在这两个法系之下的司法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在英美国家的法官是职业化的,不同于欧洲大陆的职业制法官。所谓职业制法官,就整体而言属于国家官僚体系,他们大致是大学本科之后,经过司法考试进入司法系统,然后在法院官僚体系之中级级晋升。他们一般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这种经历和制度迫使他们只是也只能是专业地严格使用法律。相对于英美法系下的法官而言,他们的裁量权相对较小,主要的法律思维方式也因此是法条主义的,其基本的工具是法律教义学,即从细致的既定规则中演绎结论,因此擅长教义的法学教授对法官和司法实践有较大的影响。在这个司法制度下,呈现的是一种以法学教授为中心的法学学术体制。这与英美法系,建立在先例基础上的,以司法实践为中心的法律学术体制截然不同。

一般认为,中国的法律体系接近于大陆法系。而法官的知识仅仅是一种知识灌溉的结果,法官被视为接受知识的消极客体,并非司法知识生产的主体。 这一点似乎与以法学教授为中心的法学学术体制相吻合。然而,法律是一种“实践理性” 。知识产生于实践之中,同样,在法律实践中所产生的经验,将被总结成知识,反过来指导法律实践。

中国基层法院法官处在一个特殊的制度空间和时空环境之中。对中国这块土地而言,现代法律是舶来品。通过法律移植,我们将源于西方的法律制度、法律理念带到了中国。但在萨维尼看来,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不同民族精神是特定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的产物,因而法律无法穿越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界限。 虽然,现代的法律实践已经证明法律移植可能性的存在。但在法律移植过程中,被移植的法律在受体国家运行过程中难免因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而产生排斥的现象。在中国,因移植现代法律体系而产生排斥现象更多的发生在最基层的乡土社会。而中国基层法院的法官则需要面临因被移植法律水土不服而产生的阵痛,或者用苏力先生在《送法下乡》书中的描述,需要处理“未经格式化的案件事实”。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目前的法律并非完美。有时,在解决基层法律纠纷亦是如此。定纷止争是法官最为基本的职能。法谚有云:“法官不能拒绝裁判”。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中亦有描述:“法律明确时,法官遵循法律;法律不明确时,法官则探求法律的精神。”因此,在面对尚未格式化的并因此难以以规则化方式处理的现实问题时,基层法官也要发挥智慧,在合乎法律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基层法官司法知识就是在这样的实践中产生。可以说,黄志丽是中国广大基层法官的一个缩影,在她身上闪烁着基层法官处理社会纠纷独特智慧的光辉。

二、基层法官司法知识产生的必要性

霍姆斯法官曾指出,一个健全的法律,首先应对社区内人民的真实感受和要求作出回应,不论这种感受和要求是否正确。如果法律不帮助人们,人们就会从法律之外的行动满足自己的复仇激情时,法律就别无选择,就只能满足这种渴求本身,并因此来避免私人报复所产生的更大的邪恶。 基层法官所承载的职业以及社会的责任就是妥善解决社会纠纷,避免矛盾激化,从而酝酿成更大的“邪恶”。在面对棘手、难办的案件时,法官必须认真面对,不能采取鸵鸟政策,避而不见。在处理上述案件时,除了考虑法律之外,必须考虑系统的后果,对当事人、社会、对司法体系,乃至整个政治制度。否则,法院的司法合法性和权威性就会受到侵蚀,短期的民粹会转化成社会舆论的压力,更有甚者会爆发群众性事件,而这些对司法的发展可能非常不利。

基层法官每天都会面临大量的案件,从夫妻离婚到民间借贷,从邻里纠纷到劳动争议。上述的争议一般都比较琐碎,诉讼额可能并不很大,但对当事人而言可能具有重大的意义,有时不仅仅是是直接的物质利益,而且还伴随其他更为重要的非物质利益。 而且上述纠纷的绝大多数都发生在熟人之间,无法或者很难获得真实可信的证据,缺少律师对诉讼争议的整理和格式化,缺少可靠的公文化的材料,当事人很不熟悉现代法律的要求等。在这种情况下,法官首要的任务是要能够有效并迅速地处理这些案件,解决纠纷是第一位的。 作为当事人,他们最关心的是问题能否得到有效的解决,至于程序和法理,很多情况下他们是毫不关心的。况且在熟人社会中,纠纷的发生是例外,很多人可能一辈子只有一次到法院的机会,那么就十分有必要让他们在唯一能得到法院法律服务的机会中,让问题得到妥善地化解。此时,就需要基层法官发挥其智慧。

三、基层法官司法知识的内核

法条是所有法官最为基本的武器之一,但如上文所述,有时候简单机械地适用法条得不到理想的结果。因此,笔者认为,在综合因素的指导和制约之下,基层法院的法官们主要积累了以下几项基本的知识和技能:

1、首先考虑案件处理结果的合理性问题。虽然,严格的法律适用是以“三段论”为基础的逻辑推理,结论需要在大前提和小前提确定之后才能得出。但很多情况下,简单案件基本类似。有经验的法官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在脑海中直接跳出案件的处理结果。 然后考量这个案件结果在社会及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接受程度,并寻求法律正当化依据。这是一种以结果为导向的处理方式。有时候,这种方式在处理实际问题时会得到良好的效果。

2、抓住核心争议。比如,在上述的案例中,黄志丽法官抓住案件纠纷的症结,说服企业主的父亲垫付工资,从而让工人和企业公共走出了困境。基层的法律问题,常常要求法官以结果为导向,寻找问题的主要矛盾。而不是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3、防止矛盾激化。法院通常被认为是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人民所期盼的是矛盾争端可以在法院画上休止符。在基层社会中,最令人担心的倒不是那种可见的、进入法院审理的争议,而是由此酿成的更为恶性的事件。因此,缓和矛盾往往是基层法官的重要追求之一。

四、结语

虽然中国的法律制度由西方移植而来,但知识总是在实践中不断创造而来,基层法官司法知识正是以最美基层法官黄志丽为代表的广大基层法官在中国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创造的宝贵财富,亦是对法律科学的有益补充。对于刚踏入法院系统的我们,前辈的智慧我们需虚心学习,对未来,我们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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